制度调整将使民众的不公平感得到缓解。不公平感是造成非现实社会矛盾的不满情感中最基础的情感。我国民众的不公平感大多数来源于现实利益受损、生活中频繁遭遇的挫折以及社会比较中相对剥夺感。目前，广泛的相对剥夺感还持续存在，社会不公平感在一段时期内还将维持现状。但是有些影响民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因素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出台将会有效提升民众的公平感。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将打破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农”与“非农”的二元格局，在解放农民，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将为下一步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城乡一体化扫除身份障碍，促进社会公平。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尤其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措施的实施也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产生一定的影响。2015年开始的精准扶贫、层层签订责任状以及“五个一批”工程的实施将会使得扶贫工作真正惠及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已经在贫困群体中引起良好反响。2015年11月召开的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立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穷的地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中等水准、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中等水准”的扶贫目标。
当然，目前这些社会政策刚刚出台实施，短期内还无法显示出明显的社会效果，但一段时间以后，社会效益即会慢慢呈现，必将作用于民众心理。同时，随着这一批真正惠及底层群体的社会政策陆续出台，将会更显著地减弱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其实，制度的调整、完善和出台本身就会给人类对于未来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公平带来无限期望，也让民众实在地感受到政府在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做出的努力。因此，虽然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在一段时期内还将维持较高的水平，但随着调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与措施的陆续出台，一段时期后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应有缓解的趋势。
官民对立情绪将有所缓解，贫富对立依然存在。目前我们国家社会中的群体对立以官民对立最为突出，宣泄型集体行为以及网络中的怨气以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是针对对象，民众对官员队伍已形成社会刻板印象。但是，随着中央政府强力反腐取得的很明显的成效，民众对官员群体刻板印象将有所改观，官民对立情绪将有所缓解。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集体坚定反腐决心，反腐力度空前。在反腐败领域出现的许多新理念、新举措、新办法在持续贯彻执行中。截止2015年3月20日，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有69人。⑥2015年4月，我国发布红色通缉令缉拿百名外逃贪官，彰显了中央从严惩治、从实改革的反腐基调，民众纷纷点赞。2014年，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显示，88.4%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⑦反腐败成果之丰，前所未有，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宣泄了民众对腐败官员的怒气。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广大干部党员的工作作风和廉政作风建设。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临时应急性举措和持久性党内规定，标本兼治，有效约束了公职人员的违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能预见，未来几年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刻板印象将会有所改善，官民对立情绪的心理强度将会缓和。随着我们国家反腐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民众对于未来反腐形成常态，打造廉洁政府也将持更稳定的预期。
另外，从2013年8月开始的互联网整治持续至2015年，效果非常明显。网络中恶意攻击政府的言论明显减少，积极正面的声音不断增多。政府加大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大大挤压了针对政府的网络舆论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网络舆论生态。民间社会的舆论和监督压力是政府政治健康运行的基础。一方面，政府慢慢地认识到草根网民的呼声、诉求和表达，哪怕是有些偏激的诉求和表达，对于政府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稳定都是有益的。政治体制逐渐认可和接纳社会力量通过种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民众也逐步意识到政府和体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导力量，民众的社会参与应致力于促进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自觉在制度的空白处拾遗补缺，而不是一味地拆台。
相对于当下较严重的官民对立来说，贫富对立的强度并不高。民众并没有对富人群体形成社会刻板印象，而是理性客观地对不一样有所区分。民众仇恨的是两类富人，一是通过违法手段致富的群体，二是为富不仁者。前者涉及利益，由于手段的不合法，财富不被认可。而后者涉及人的存在的深层体验，即霍内特所说的“社会蔑视”，比较极端的表现是富人任意欺压穷人，草菅人命；较普遍的表现是无节制的炫富、歧视老百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群体疏离。这种贫富之间的情感对立并非转型期的中国所独有，它在一切利益分化的社会中都会存在。只不过在长期强调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现象尤其敏感，这种深层次的情感对立表现得格外明显。在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的当下，这样一种群体区隔和群体疏离必然会持续。这种情感对立不会轻易地跟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怨恨情绪会稍有减弱。一是民众对社会矛盾的耐受性增强。民众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或是在新闻媒体中看到的社会矛盾已经习以为常，“对同类事件的关注度和反响度出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下降趋势”⑧，不再表现出最初不可思议、情绪失控或行为失常，人们能坚强地承受，并积极面对。在中国超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的高发也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对频发的社会矛盾的耐受性在增强。
二是民众日趋理性与成熟。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民众也日渐趋于成熟与理性。首先民众的求证意识在增强。民众更多地表现为追问证据，关注事实，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判断，民众的素质与理性程度有了较大提升。其次，经过十几年的洗礼和操练，民众也逐渐由关注事件的细枝末节转向关注事件背后宏大的社会背景，开始探寻一些社会事件和矛盾产生的根源，表现出较明显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意识。慢慢地认识到单纯的泄愤、谩骂只会徒增社会戾气，对于事态的好转、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他们利用网络或其他社会平台理性地表达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围观、评论、转发、参与来推动社会的民主开放。
三是政府的矛盾化解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在慢慢地加强。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通过加快社会治理，调整和完善社会制度来推进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这会极大减弱社会怨恨情绪。比如改革了信访制度，启动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创造“公开听证会”、“信访民主评议”、“邀请群众参与”等活动。尤其是利用网络站点平台为民众搭建了利益表达通道。国家信访局从2013年7月1日起，全面开放网上投诉。“2014年网上信访量占全部受理量的39.1%，网上信访慢慢的变成为信访工作的主渠道。”⑨网上信访更公开、透明、高效，大幅度的降低了群众的信访成本，信访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理率、群众满意率都比较高。还有各地有益的矛盾大调解机制的探索。比如辽宁省用政策成批化解矛盾、上海政法部门的大调解山西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以及南通的矛盾大调解格局等。这些有益的化解矛盾的经验在提升政府矛盾化解能力的同时，也缓解了社会怨气。
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逐步减少。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步减少。目前中央政府的重拳反腐极有效地宣泄了民众对官员腐败愤怒情绪，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降低了官民对立的强度，民众针对基层政府以及官员、警察等公权力群体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随之减少。
官方对民众聚集事件的处置经验日趋成熟。首先是各地政府对各类社会矛盾的预警预防能力逐步提升。各地都建立了规范化的风险评估制度，对有可能影响民众利益，出现反对声音的一些政策、决定以及项目进行事前的规范化风险评估，做好充分预防。其次，各地政府对民众聚集事件的处置能力有了极大提升。2015年发生的广东普宁“村民集体抗议致高铁停运”、上海金山居民聚集“石化”项目、广东河源民众聚集“电厂扩建”等事件都引起了网络舆论的较多关注，各种图片、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但当地有关部门一改以往拖、捂、封、堵、压等做法，通过官方微博、官方网站、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及时耐心地与媒体和公众沟通、及时发布官方信息辟谣、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其他合理诉求，赢得了舆论理解，这些民众聚集事件的处置都展现了官方应急处置和舆情应对能力的明显提升。同时，警方执法的规范性也得到逐步提升。执法程序严格依法进行，通过邀请第三方介入观察等方式，让执法过程尽可能公开、透明，打消民众对警方有可能执法不公的疑虑。这些在处置触发性事件上的经验日趋成熟，措施日益得当，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减少了因预防不到位，信息混乱、处置不当、程序不公正而引发的宣泄型集体行为。
法治教育的普及、多年社会参与的实践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法治观念、民主意识和理性化程度，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降低了非理性行为的发生率。一方面，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出发点多么合理，暴力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尤其是在集体行为中多少会涉及无辜人员的伤亡或财产的损失。这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法治观念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类件中，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对行动者一边倒的支持和声援，逐渐出现了认为行动者虽事出有因，但并不合法的批评之声。社会舆论的这种变化会影响行动者自身的认知，并进而促使暴力性程度较高的集体行为逐步减少。另一方面，民众也慢慢地认识到在集体行为中，虽然逞一时之快，通过泄愤式的暴力行为发泄了情绪，报复了对方，但问题有时似乎并没有正真获得解决或没有正真获得明显解决，反而使自身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那么如何既能促使问题解决，又能规避自身的法律风险呢？制度内或打擦边球式的有礼、有利、有节、有策略的理性行动就成为首选。因此，未来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慢慢地减少，并且会逐步转向理性化的集体行动。
网络中的不满、牢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成为常态。转型期社会矛盾还将维持高发状态，贫富差距在一段时期内还没有有效措施进行缓解，人们的不公平感和怨气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弭，因内心的不满而产生的牢骚也将会持续存在。那么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压力需要“出口”，网络则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出气孔”和“安全阀”。问题大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层面。在政治民主的建设过程中，随着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不断的提高，民众逐渐意识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表达自己的合理合法诉求、监督政府和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民众表达、协商的意识在民主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操练。因此也慢慢变得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受教育水准不断提高，社会认知能力也随之提升。对于社会现实中一些不易察觉的、被隐藏遮蔽着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现象能够看的更为透彻，分析得更加深入。加之，网民以年轻人和学生为主。《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合计达到78.1%。⑩年轻学生的思想意识正处于形成期，理想主义最盛，表达意愿强烈以及爱冲动的特性也使他们更容易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和批评。
二是在网络技术层面。网络的便利性使得只要稍有文化的人借助电脑、手机便可以每时每刻上网，通过微博、微信、公共讨论版等平台发表意见。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人们在虚拟网络上可通过虚假的身份发布信息，平时不敢说的话敢说了，甚至认为在网络上可以随意发言，法不责众。网络的匿名性使信息发布人有了安全感。网络的广泛性，尤其是移动网络的普及，使得人们上网更便利了。截止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手机网民5.57亿，网民中使用电子设备上网人群占比85.8%。网络已全面地介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人们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事、反映民生，也宣泄不满。《人民论坛》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对于“您认为目前哪个渠道最有效地发挥了减压阀作用”这一问题，67.8%的受访的人选择了“网络”，13.0%的受访的人选择“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6.0%的受访的人选择“公民组织（如消费者权益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工会等）”，只有4.3%的受访的人选择了“信访”，其他的还有8.9%的受访的人选择“其他”。近七成的公众肯定了网络在表情达意、宣泄不满方面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因此，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民众还是会选择网络作为公共表达和情绪宣泄的主要渠道，网络中的不满、牢骚将会持续。
总体来说，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已充分爆发出来，第一波最强烈的冲击已逝去，民众的失衡心态已达到谷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不公平感、不安全感、怨恨情绪等负面社会心态依然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存在。但是中央政府在推进改革进程的同时，努力调整和完善各项制度、政策，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大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同时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理性精神也在不断的提高，因此在未来民众的不公平感、社会怨恨情绪在较高水准上徘徊的同时，将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虽然群体（官与民、贫与富）对立将会持续，普通民众与官员群体和富人群体之间区隔和疏离无法在短期内消除，但对官员群体的极端社会刻板印象会有所改观。那种一触即发的高烈度的宣泄型的集体行为将会减少，人们将倾向于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宣泄不满。负面社会心态在未来将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与理性的形态存在，主要体现为网络中的批评、指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1、12AZD041）
①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③本课题是以社会心态失衡为视角，并没有讨论全面的社会心态。课题自2013年始持续至今。
④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⑤朱力等：《中国城市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救助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⑧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⑨朱基钗，罗沙：“2014年网上信访量分别超过群众来信、来访量”，新华网，。
⑩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杜凤娇：“网络PK信访：什么是最有效的减压阀？”，《人民论坛》，200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