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里来到县里去 湖北“战疫”的县乡医者

  3月17日，3675名医护人员从武汉乘坐21架包机，陆续撤离。湖北聚集了全国4.2万医护人员的“战疫”，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支援行动中，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27个省份的医疗队里都有着县城医院，乃至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的身影。

  他们之中，最西的来自新疆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尉犁县，最北来自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和它的邻县塔河县，三处距离武汉市都在2500公里以上；海南15个直辖县级行政单位中至少有7个县（市）的医护人员的足迹踏上了1000公里外的湖北。

  而在湖北，4.2万医护人员不仅仅聚焦在武汉，更分散到11个地市州和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的各处角落，发起了一场全境阻击。

  接到护士长的电线点多。正在宿舍休息的护士彭伟，在电话里被告知第二天即将从他工作的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渡镇卫生院启程前往支援湖北。

  那天是2月10日，距离他第一次见到可以报名支援的，已过去了两个多星期。当时见到文件的彭伟有些吃惊：“没想到我们也能有机会去。”报名后，“95后”的彭伟感觉自己年轻，抵抗力更强一点，如果要选派，应该会选中自己。

  40岁的杨艳红也觉得支援的队伍中会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人民医院的护理部副主任，从事护理工作已经23年，是党员，也是中层干部，有带队伍的经验。在过年前，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就写下了支援武汉的请战书。大年初四，医院接到宁夏卫健委的通知，要选派数名护士进入支援医疗队。名单很快敲定，杨艳红也如预期一样入选，但出发的时间却始终没确定。

  直到2月4日早上十点半，出发的通知送达到了正在医院工作的杨艳红——集合的时间是下午2点，留给她的准备时间只剩不到4小时。

  赶回家中再赶回医院，匆忙之中，杨艳红的个人用品都没有带全，而在行李之中，还有医院为每个护士准备的2套防护服、2个N95口罩和若干外科口罩、一次性手套。在6套防护服和应急药品之外，云安区给彭伟准备的行李箱中还包含了一个小型电饭锅，“错过饭点的话，能自己煮粥吃。”彭伟说。

  4个小时车程赶到银川机场，夜里12点多在武汉降落，4点半到达宾馆。深夜街头的空荡和冷清，是封城后的武汉给杨艳红的第一印象。

  上午短暂休整之后，培训在当天下午就开始。许多内容对杨艳红来说并不陌生，“在卫健委第一版诊疗手册发下来后我们就培训过。而且之前医院都有过应急演练，院感科年年都会培训。”不过武汉的护士长告诉了他们一个小技巧：把隔离衣穿在防护服里面，既多了一道保护屏障，还能吸掉一身不透气装备闷出来的淋漓大汗。这是武汉医护人员与新冠病毒“贴身搏斗”半个月所换回的实战经验。不过，即使“涂碘伏可以有效的预防护目镜起雾”的技巧能够互相传授，戴上消毒水多次浸泡的护目镜所带来的眼部刺激，却只能自行体验和适应。

  彭伟在上学和进修时，也学习过防护服的穿脱。但像这样严谨细致到衣服的每个连接处都要检查，对于彭伟来说也是第一次。熟练之后，穿上倒是很快，毕竟都是在清洁区；但脱下的时候，就一定得小心翼翼，脱下每一件装备前都要消毒双手，整套流程下来要手部消毒近十次。

  在登上飞往武汉的飞机前，杨艳红隐约听说他们将被派往“方舱医院”，而这一消息在第一次培训时得到了证实。

  2003年时，她是第二批进入医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之一。“方舱医院”是她从事护理工作23年都没了解过的，“从没见过这样一个诊疗场所”。

  杨艳红进入的东西湖方舱医院，是武汉市最早征用改建的3家方舱医院之一，也是顶级规模的。武汉宣布改建方舱的当天，正是950公里外隆德县5名护士集结出发的日子。

  2月7日晚，医生入驻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2月9日晚上9点，是杨艳红的第一个班次，她提前了近两个小时到达准备防护和熟悉环境。

  装备齐整的杨艳红穿过缓冲区，见到这个共3舱室1461张床位的方舱内部，她懵了一下：这么多病人？

  在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隔离病区，照顾着50多个病人的彭伟，感觉自己的工作强度尚能接受。虽然以前镇卫生院基本上没有什么住院的病人，但他在云浮市人民医院进修时，算是有过同等强度的体验。

  彭伟收到出征通知的那天，国家卫健委正式公开宣布建立省际对口支援的医疗救治工作机制。下辖8个县市区和3个功能区的荆州，正是广东省对口支援的地市。原本以为要和云浮市第一批医疗队一样去到武汉的彭伟，和其他249名广东第二批对口支援医疗队队员落地宜昌时，才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地是荆州。

  彭伟分派去的公安县人民医院的隔离病区，是疫情发生后临时搭建的一片板房。病区里没有呼叫系统，病人要找医生、护士就得用手机。一些上了年纪的病人不太会用智能机，需要找医护人员时，只好在病房门口大声呼叫。这样的病人，病区便会尽量安排他们住在离护士站更近的病房里。没有开水机，病区就给每个病房发了一个烧水壶自行烧水，而帮助行动不便的病人打水、烧水，也成了彭伟的日常工作之一。

  在登上飞机前，山东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郭志军已经知道此行去不了武汉，而是要对口支援黄冈市。但他预料不到的是，他所在的第十批，以及之前的第九批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将在黄冈市区重新编队，下沉到黄冈的5个县市中。

  郭志军被改派到浠水县人民医院，山东医疗队接管了肺炎三区，病人总数78人。接管的第一步是改造，重新梳理和划分缓冲区和防控通道，病房区域也重新划分，更加有助于医护人员防护和病人治疗。浠水县是用来迎接前来支援的山东医疗队的，这让郭志军印象特别深刻。

  作为山东医疗队驻武穴市分队队长，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勇面临的情况则更为窘迫一些：被称作武穴“小汤山”的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区，是临时启用的尚未完工的院区，山东医疗队刚到时，甚至还需要清理一些建筑垃圾，CT扫描仪也才在前几天装配到位投入使用。

  在进一步规划、改造病区的同时，张勇第一时间安排好队员分组，清点设备和药品，利用当地现有物资申请补充，“目的是尽快干，我们是来支援，不能等病房修好了再用。”2月15日抵达武穴，2月17日物资和改造都基本到位，2月18日他们“立刻接管病区”。

  电梯尚未安装，氧气罐只能靠人力一个一个从楼梯搬运上病区。但是，“一个氧气罐能用多久？”张勇说，山东医疗队接管的病区已经是3个病区中楼层最低的一个了，往上还有两个当地医护人员负责的病区，“更辛苦。”后来当地把好几十个氧气罐一起接到主管道中，才解决了氧气供给问题。

  当地医护人员是在1月31日就入驻了这个未完工大楼，直到2月18日山东医疗队把他们换了下来。除了留下几人帮助山东医疗队熟悉医务系统，其他人又立即回到了第一人民医院老院区，开展新的救治工作。

  在山东医疗队到来之前，浠水县人民医院四层病区一共只有8名医生轮班，两个班次，每班4人。郭志军见到有当地82岁的老专家还奋战在一线。

  “当地医护人也没我们多，超过防护时限、超过工作强度还在做，扛了这么久，真是不容易，真是佩服。”张勇说。

  郭志军对黄冈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对脾气”，豪爽、直白，“就像回家一样。”他和当地专家不时会爆发“激烈的讨论”，“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达成共识后，大家都会丝毫没有保留地执行。”他听说黄冈有个将军县，“诞生过这么多将军的地方，黄冈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能在英雄城市见证奇迹的诞生，非常荣幸。”

  3月1日，郭伟从公安县人民医院的隔离病区，调往了旁边的感染科病区。进入感染科病区，工作就变成了4小时制6班倒。郭伟的第一个班次，是从凌晨4点开始。很少在这一段时间值班的他，“有点儿担心拖后腿”，每天早早就入睡，生怕耽误工作。

  在上一班护士的带领下熟悉病人和环境，进舱之前的一点恐惧很快被忙碌所替代。巨大的方舱和众多的病人，带给杨艳红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找床号和找东西，“陌生的地方，一开始不那么得心应手。”

  护目镜、面屏和手套让医护人员重要的视觉、触觉感官隔了一层障碍。郭志军觉得手套下的动脉搏动很难摸到；注射时，彭伟发现血管不像平常那么容易把握了，如果第一针没有打准，他便招呼另一位护士来帮忙。

  一本武汉方言手册在培训的第二天就发到了杨艳红手上。她和同事们琢磨学习了好半天，可是一接触病人，发现他们说出来的语音语调，怎么和手册上写的不一样？杨艳红也尝试过说武汉话，只是“一说病人们就笑”，弄得她有点儿不好意思。

  其实，在病人和医护人员刚刚进入方舱医院这个环境时，“沟通”正是首要的又是最重要的问题，“有些病人心理上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方言问题，沟通也不是太默契。”后来杨艳红发现，因为口罩和面屏多重阻挡，说话容易含混不清，提高音量这么一个简单的小技巧，就成了关键所在。

  在防护服上，除了写上自己的名字，杨艳红们还会写下“宁夏护士”、“宁夏医生”的字样。张勇和山东医疗队进入病区的第一天，也特意告诉每一位清醒着的病人：“山东队来了。”这一切是想告诉病人们，“国家是很重视的，你们不是孤单的。”

  因此刚刚接手病区的那几天，郭志军和护士们会特意“查房更勤一些，和病人近距离沟通”，增加医护人员的存在感，让病人更加安心；医护人员和病人还互相加了微信，“随时聊”。

  郭志军和病人说：“现在好好治疗、好好养病，只要能回到生活中去，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把病人自身的力量动员参与到治疗方案中后，病人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也慢慢恢复过来了”。

  曾经一些简单的小事，在隔离病区也变得不那么容易实现。一位年逾70的病人怎么也吃不进方舱医院准备的饭菜，念叨着想喝家里的粥。“老爷子牙齿也不行了，两三天没有好好吃饭。”杨艳红说。她找到安保负责人，说明情况，最终允许让病人的家属把粥送到医院，再由医院的工作人员送给病人。老人特别高兴，握着杨艳红的手，足足说了三五分钟感谢的话，杨艳红不得不打断老人：“再不吃都要凉啦。”

  彭伟的病区里有一家人，父母确诊了，9个月大的孩子无人照顾，只能也带进隔离病区。所有生活用品，还有奶粉，都得靠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帮忙购买，再由彭伟他们带进去。

  测生命体征、发放药品、注射、健康宣教、心理安抚……这些工作内容对于有23年护理工作经验的杨艳红来说不算有难度。跟着时间推移，方舱医院已经像自家医院一样，工作了然于心。

  一两周后，杨艳红就有了新的工作要做：带病人复查CT影像，做咽拭子——当这两项指标和其他指标符合出院标准时，意味着接下来就要整理病人的出院资料，出院宣教和消毒出院病人的床位。她注意到，每次同即将出院的病人交待需要注意的几点时，边上其他病人也会听得非常认真，带着期盼。

  工作虽然变多了，但是看到病人们“一茬一茬地出院”，杨艳红觉得很开心，“就希望他们都能早点回家。”每天晚上，她都要仔细看看发到手机上的明天出院名单，有哪些熟悉的名字。

  郭志军介绍，病区的病人需要5次核酸检验阴性才能出院，这比国家卫健委当时诊疗方案中规定的次数还要多3次。“核酸检验测试成功率大概为50%，两次阴性，还有25%的可能性是带着病毒的。我们测5次都是阴性，还带病毒的概率就非常低了。”郭志军说。

  对于郭志军来说，至少在临床上，新冠肺炎已经不是那么神秘了。“从一开始完全无知，到慢慢了解、慢慢掌握，我们已知道它到哪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知道该怎么去治疗。现在更多是一个验证的过程。”张勇和郭志军都强调，从山东带来的专业中医，在临床治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后住进郭志军所在病区的一家四口，医护人员看他们恢复程度差不多，便把已经治愈的再延迟一两天，安排一家人在同一天出院。

  病人留下的感谢信暂时不能带出病区，张勇都拍了照片，保存在手机里。患者配合度非常高，相处非常融洽，张勇甚至觉得，再没有像这段时间让人觉得医患关系如此之好了。

  和建制医疗队不一样，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放射科主任夏进东在十堰市郧西县开启了一场医疗支援的“个人作战”。

  1月21日，夏进东和家人从上海返回湖北，探望生病的岳母。他原本计划从郧西返回上海，而疫情的暴发及随之而来的交通管制，切断了回程之路。

  得知上海正在抽调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时，夏进东也立马报名响应，“我作为党员，还有高级职称，应该起带头作用。”但那时从郧西到武汉的难度，比从上海过来还要难，他只能看着同事们冲锋火线，自己却困守亲戚家中。

  当郧西传出确定诊出的病例的消息时，夏进东意识到，或许“就地抗疫”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因为曾在十堰市工作过，夏进东和当地医院也比较熟悉。他联系上郧西县人民医院，作为一名顾问，指导放射科排查分析疑难CT影像。

  冬季也是感冒、流感高发季，每天放射科需要诊断150多张CT影像，其中大约有20张属于“疑难片”，夏进东便会帮着分析。而这些对于县医院来说的“疑难片”，正是新冠肺炎的CT影像可能“隐藏”之处。

  “有一个42岁病人，肺部影像表现很典型，还是从武汉回来的。我建议医院立马把他隔离起来，虽然没做核酸检验测试，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夏进东说，因为核算检验测试只能是县医院采样之后送到市里去做，结果要第二天才能通过电话反馈给县医院。因而夏进东从始至终坚持在得到核酸检验测试结果之前，就应把类似病人先行隔离，“这样的病人放出去就太可怕了，宁可判断错，也不能漏掉一个。”而郧西县人民医院的这一做法，也早于了国家卫健委将“CT影像”纳入确诊标准之中。

  外部支援，带来的不单单是看得见的医护人数上的变化，更有看不见的知识技能、经验阅历，乃至医护人员背后的医疗体系。

  如夏进东一样，张勇觉得，已经到了武穴，也需要和当地医护人员多多交流，互相学习，“靠一个医疗队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于是，山东医疗队便有不同的队员来到县人民医院做讲座交流。

  卫健委第七版诊疗方案推荐使用“氢氧混合气吸入疗法”，张勇知道支援武汉的同事在使用，通过同事联系上生产厂商，给武穴的病区也配备上了几台。之前在呼吸治疗上需要的高流量氧疗仪，也是通过发动队员的人脉找到了渠道信息，提供给了武穴当地。

  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出现了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症状，指标表现在DIC中也是相对偏重的，这让所有人都有些吃惊和疑惑。他同山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和北京多家医院专家多次远程会诊、沟通，专业的人建议他先按照新冠肺炎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但郭志军查遍了现有文献，发现尚未有过新冠肺炎会引发DIC的报告。综合其他会诊专家的意见，郭志军判断，DIC应该是由其他疾病引发的。

  他建议再查一次血常规。当单核细胞异常增高的结果呈现在检验科时，大家一下就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白血病。“如果看成了新冠，病人之后的治疗或许就没有太多机会了。更早地诊断，给病人下一次治疗提高了机会。”郭志军说。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治疗需要的2个单位血小板联系不到时，很多当地医护人员都表达出捐献的意愿，甚至包括在隔离病房承担了最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治疗所需的血小板很快就准备就绪。

  这也是杨艳红感受最深的，她觉得方舱医院的每一个人，警察、保安、保洁员、志愿者、医生、护士——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角色，都兢兢业业地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负责而努力。

  杨艳红思考过，为何会把县城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派到武汉去支援？通过你自己在方舱医院的体验，她推测，或许是因为在方舱医院，不需要特别专科的急诊科或重症医学科的护士，相比起来，熟悉基础性操作、熟练掌握急救技能就已经足够了。

  新京报记者从145篇公开报道中梳理统计，截至2月29日，全国共有27个省份从251个县或县级市的县城医院乃至乡镇卫生院，抽调了至少861名医护人员。最早一批县城医院的医护人员，在1月26日和27日就跟随各省的前两批医疗队来到了武汉。

  湖南省组建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时，湖南省卫健委即定下了从邵阳市三级公立医院抽调的75名成员的组成：25名呼吸、重症专业的医生，50名专业不限的护士。

  在陕西省公布的1460人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中，1名医生、25名护士和3名疾控流调人员组成了县城医院的支援力量。护士的比例远高于全省总共349名医生、816名护士的比例。除去疾控流调人员，26名医护人员中有10人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与全省支援力量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比例相当。

  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的副高级职称专家，没能去到疫情最严重、重症病人最多的武汉，郭志军也曾觉得稍有遗憾。同为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的张勇甚至会开玩笑说，“重症医生不能光治普通病人呀。”

  不过，他们也很明白，就新冠肺炎而言，“避免轻症病人向重症转化，避免重症病人向危重症转化更有意义。”而这，正是他们在县城医院所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武汉之外，湖北其他各市的县城承担的压力并不比城区更小。以山东医疗队支援的黄冈市为例，截至3月17日，确诊的2907人中，968人为黄州区的病例，剩下三分之二病例分布在黄冈市的九个县或县级市。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一下冒出两百多个传染病病例，别说县级市了，山东的地级市也受不了。一个县里能有多少传染病医院？4小时换一批医护，要多少人员？”张勇说。

  3月初，出院的病人慢慢的变多，甚至一天能出院15人，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志军掩藏不住话语间的兴奋，“之前我们预计3月底清零，后来预计3月中旬，再到3月上旬。胜利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

  3月13日，黄梅县人民医院雷焱山应急院区最后两名患者的出院，标志着山东医疗队对口援助的黄冈市五县（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清零。会战县城医院的山东医疗队，累计救治了包括86名重症和11名危重症在内的315名病人，治愈出院278名，37名指标转阴转入其他病房，无病人死亡。

  “只要一天不离开，压力就比较大。”在清零曙光已现的3月初，张勇依旧把队员的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郭志军也担心着新闻媒体报道过的穿着防护服高强度工作导致脱水和心脏骤停的案例会在身边发生，相比起来，那些“不危及到生命”的压疮就都算不上什么。

  黄冈五县（市）山东医疗队队员零感染，带领其中一支的张勇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走出医院，开始就地休整。

  东西湖方舱医院的最后一批病人在3月7日下午离开了医院，或去了社区隔离点，或去了雷神山等定点医院。3天后，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又7天，同第一批撤离武汉的医疗队一起，杨艳红和隆德县人民医院的4名同事，齐齐整整地踏上了回家的路。